不但大多数思想家、教育家都同意，让孩子意识到生活不应仅仅是起床、上学、取得好成绩、看电视，而还有其他一些意义，这很重要。亚里士多德将好的性格定义为正确的行为——对自己及对他人的正确的行为。他相信好的性格是取得人生最终目标的重要条件，而人生的最终目标是快乐。

孩子变的目空一切、自命不凡

我总是很忙，不喜欢去商店买衣服。直到有一天不能再拖了，我去了趟“香蕉共和国”。抓了几条适合我尺码的牛仔裤冲进试衣间后，却发现它们都太大了，可我并没有减肥。付钱时，我问收银员这些奇怪的尺码是怎么回事，“噢，”她回答说，“那是我们的‘虚荣心尺码’。”我的头脑中一亮，“对，虚荣心尺码！”
我们都在用“虚荣的尺码”，实际上，“虚荣心尺码”已经从试衣间潜入教室和家庭，被用在了孩子身上：成绩单上的Ｂ奇迹般地变成了Ａ，“良好”变成了“优秀”，参与者都成了冠军。
也许你孩子的房间里也放满了奖杯和绶带。我儿子就有一个超大号的奖杯，甚至需要一间房子来专门摆放它。他从足球队的医疗室把它拾了回来，纯粹为了炫耀。我认识的一个５岁女孩在一次体操比赛中，被错发了的奖品，她甚至都不屑于换回来，她的房间早已堆满了各种奖品，这一点都不重要。当然在父母眼里，孩子们更是最棒的。然而，所有这些认可却造就了这样一代孩子，他们不知如何去应付那些奖杯和奖章后面的现实生活。
学校里的“虚荣心尺码”对孩子尤其不利，老师和家长们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而忘记了学习的真正意义。莫琳·司多特曾写过一篇反对“自信运动”的很有力的文章。她说：“过去，自信心的培养从来就不是最主要的，而且人们认为自信并不是独立的，它是成功、努力工作和责任感的产物。只是近年来，在美国教育的历史上，单纯的自信心的培养才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她的观点是有争议性的。但无论如何，自信心的培养已经在教室、操场，最重要的是在家庭里产生了影响。这毕竟这是为了孩子好。当孩子回答错问题时，老师并不正面批评，而是问“这是另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吗”？
“虚荣心尺码”本身并不可怕，它仅仅是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花招。这就像调整体重计让我们的体重显得比实际要轻一样。但是，利用这种技巧教育孩子却会鼓励他们自命不凡的心态。他们期望世界围着他们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最好的东西，“有权”过最好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很难做出符合道义的选择，也很难同情他人。这种做法也使家长很难分清什么是孩子想要的，什么是他们必须的。
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司博克博士是这方面的权威。严格的规则，正式的进餐时间，教条主义的育儿模式——男孩子不玩娃娃，孩子们必须在晚上八点以前睡觉——统统被修正。家长们不愿强制孩子，他们变得不再严厉教条，而是更易于沟通。这些改变大多有很好的结果，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很喜欢那种建立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新型亲密关系。但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一些家长不假思索地就投入了这种流行的家教方式，甚至忽视了一般的常识。
例如，让孩子自己作选择，家长认为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能力。一个学龄前儿童就可以是这种家教方式的运用对象：“你愿意自己走到车上呢，还是愿意让我抱你过去？”“你愿意穿牛仔裤呢，还是针织裤？”在很多情况下让孩子自己选择是个不错的方法。但其实孩子往往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还是要上车，还是要穿裤子，父母提供了两种可接受的，对他们合适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只是在限制他们时稍微放宽一些。
还有很多父母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的孩子有能力做出选择，而且不仅仅是在两种可能之中做出选择。这样家长很容易就会犯一个错误，即让孩子决定与他们的成熟程度和经验不相符的事情。实际上，即使有家长的提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这种负担来自于选择所导致的失败的压力。其实，童年时期的一件乐事就是不必做出决定，不必做某种选择。
这种不恰当的选择不仅会造成孩子们的焦虑，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不清楚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慢慢的，真实和虚假的界限也模糊了。小山姆真的能够在巡洋舰型汽车和切诺基吉普车间做出选择吗？他真的相信是他在选择买哪一种车吗？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对孩子来说就成了一种挑战，没有魔石可以告诉他什么是真的，什么不过是开开玩笑。孩子们需要的是在那些有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后果的事上做出选择。如，你要是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作业，那你不得不告诉老师你没有完成作业了。
自命不凡的孩子们觉得自己是万物的中心，应该得到关注，这种认识他们从小就有。他们不懂得容忍，所有的要求都会被满足，他们被宠坏了。家长们时刻关注他们的感觉——如果不带她去，她会多失望啊！如果他做得不好，会多伤心呀！——而不是将这些情况视为重要的学习机会。关心孩子的感受的这种冲动本意不错，但如果对孩子的需要过于敏感，有时就会产生反作用，孩子会因此失去培养他们情感和韧性的人生体验。
一位富有经验的高中指导老师不久前对我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最难管理、最麻烦、最娇惯的一代。”这正是那种鼓励自命不凡的家教方式的恶果。
不久前一位母亲告诉我，她５岁的孩子总在学前班的课堂上捣乱，老师说她拒绝合作，不排队，在需要保持安静时哇哇乱叫，甚至还会讲脏话，这位母亲感到非常尴尬。当她向我讲述这些时，我要求她告诉我孩子在家里的表现。她说女儿在家经常讲脏话，“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可从来不会对我妈妈那样讲话”。她不会对自己的母亲那样讲话，是因为“妈妈不会容忍的”，同样，她女儿敢跟她说脏话，是因为知道她会容忍。这位母亲自己向女儿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自命不凡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一些非常理智非常有思想的家长会容忍他们自己的父母永不会容忍的一些行为呢？为什么很多家长都觉得很多情况下孩子会比他们更有决定权呢？
对于很多父母来讲这都开始于一件只花费１７美元的漂亮的连裤童装。这种感觉多好啊！只需要１７美元就可以让你和你的宝宝高兴，这太有满足感了，并且还充满乐趣。开始时真得很便宜，几年后，情况就变了。在文具店你要买托卡玩具，在食品店要买糖果，此外还有漫画、玩具首饰等等。逐渐地，你彻底接受了新的角色：一个有份重要工作的人——让你的孩子高兴。谁能想到这个角色要扮演到什么时候呢？３０年后，当他们不高兴时，你会发现自己甚至在为他们的心理咨询付钱！
对于父母来讲，设定界限太难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斗争要比我们父母严峻得多。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像今天的孩子这样成为重要的营销对象。今天，任何一个吸引孩子的节目都穿插了很多广告。刚刚过完万圣节，广告人就一本正经地宣传一件在圣诞节时“必须拥有”的玩具。当然，孩子们对待玩具没有任何歧视，一向是来者不拒。一天晚上，我的女儿对我说她想要那件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玩具。当我问她为什么想要那件玩具时，她盯着我好像我长出了翅膀。
孩子们不仅仅是过多的广告的牺牲品，现在很多的“产品代言”也会在电视或电影上用微妙的方式向他们宣传。这种代言非常流行，因为你不能用遥控将它跳过去。所以你的小儿子会看到他最喜欢的电影人物喝哪种可乐，儿童漫画里的人物用哪种香波。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很难区别什么是现实生活，什么是电视。产品代言更加大了这件事的难度。
杂志同样在刺激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不久前《纽约时报》对青少年杂志的目标群体以及广告词做了一次调查。《康黛·那斯特青少年时尚杂志》的广告词是“１４岁的女孩可以——也值得——像成年的超级模特一样穿３０００美元的时装”。杂志文化似乎更推崇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对青少年消费习惯进行研究的元素市场调查公司总监说：“青少年是贪婪的消费者，他们不用付房租，不用付健康保险金，所以他们的收入几乎全部是可支配收入。一般来讲他们都不存钱，时尚就是花钱、花钱、再花钱。广告人渴望在年轻时就抓住他们，这样会有更大的机会让他们成为终身顾客。”得克萨斯大学的营销教授詹姆斯·麦克尼尔研究了３０年的儿童消费行为，他发现，１０岁以前的儿童成了儿童市场的后备军，每年要花费近１４亿美元。
很容易看到的孩子们是怎样在物质上被宠坏的，他们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导致孩子被娇惯的原因。
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转变，那就是申辩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力量。在一些情况下，多数人的申辩是导致民主产生的重要手段。例如，父母动员起来要求给贫困地区的学校更多资金。残疾人联合会强迫公共戏院设立无障碍通道以便于轮椅行走。这种方式为改善我们的生活开辟了途径，也使机会能更均等地提供给大家。
不幸的是在一些上层社会群体中，申辩有时变异为老于世故的人得到更好、更多机会的工具。
一方面家长们对孩子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同时他们精力有限，必须在职业与家庭之间保持平衡。他们开始运用所学到的消费技巧，不再考虑“正确”、“公平”与“可能”的界限，而是问：“我能从老师身上得到什么？能从教练身上得到什么？能从学校得到什么？”
例如：患有注意力缺乏性多动症的儿童或其他残疾儿童在一些考试中可以延长时间。对残疾儿童来讲，这种安排使他们有更公平的机会，而对没有残疾的儿童来讲，延长时间无疑为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自从１９９１残疾人教育条例修改后，被确诊为多动症的孩子成倍增长，尤其是在上层社会群体中。１９９１年ＥＴＳ收到了１．８万份考试延时的申请，１９９７年这个数字一跃为４．２万份。我们还知道有两所残疾学生最多的高中，《谈话》杂志披露说它们是两所极优秀的高中：纽约的达尔顿学校和加利福尼亚的十字路口学校。
最近的新闻还提到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克瑞丝·凯芙，一位现代舞演员、舞蹈设计者，向圣弗朗西斯科人权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歧视的申诉。她坚持说圣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学校初级班没有录取她女儿，是因为她像她妈妈说的那样“有小个子运动员”的身材。这个女孩８岁，同６１名孩子一同参加考试，但却成了１８名落榜者的一员。
圣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学校在招生简章中登出了对考生的基本要求，包括“具有良好比例的身材，挺直灵活的脊柱，从胯部开始笔直的腿，合适的脚弓”。初学者都需经过考核。这看上去很容易理解，就像对篮球运动员身高的要求一样。
圣弗朗西斯科市《反歧视法》规定，不给予那些在身材上有歧视的组织资金，凯芙夫人觉得自己因此有了反对这个学校的理由，她说：“这是我惟一的法律依据，没有这个，我只是一个愿望没有达成的母亲。”
母亲妄图改变世界以适应孩子的需求，这是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般来讲很少有人会那么做。但是界限在哪里呢？利用法律制度使孩子处于有利地位有什么错吗？假称孩子有某种学习能力的“残疾”，为他争取延长的考试时间，以便让一个Ｂ＋的学生变成Ａ有什么错呢？为孩子能列入优等生而斗争，以便为他进入常春藤名校铺路有什么错呢？家长们必须自己掂量这些事情，但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们——特权——将会使你的孩子受到伤害。
首先一个危害是孩子不再相信你和你的赞扬，多数孩子很清楚事实是怎么回事。他们通常知道自己和同龄人相比差距在哪里。儿童尊敬、信任说实话的大人，他们有一种天赋可以判断出这一点。我在同小病人打交道时，常常发现孩子对真相十分敏感。我曾治疗过一个８岁的男孩，他患有胆囊纤维症。孩子的父母出于爱和不能接受事实的心态没有告诉他疾病的真相。他喜欢玩击剑，父母便热切地鼓励他练习，有时甚至近乎强迫，以此让他以为一切正常。尽管如此，孩子依旧明白他的病可能很严重，父母给他鼓励并不真正因为他剑术高超，而是他们自己需要给自己一点安慰。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孩子便对父母的赞扬和鼓励置若罔闻，他感到孤独，对病情日益担心恐惧。
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过分赞扬其实隐藏着别的信息——他们担心孩子不会总是做得那么好、那么聪明、有天赋。到了一定的年纪，孩子就能判断出什么是真正的赞扬，什么只是吹嘘和欺骗。当他们只是在比赛中传了个球，或是画了一幅很一般的画时，父母却大声叫好，或到处吹嘘。这种过分赞扬会让孩子感到大家都生活在谎言中，全家人必须串通好，来保持一种神秘的平衡。
“虚荣心尺码”还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有些孩子们开始相信这些谎言。谁不喜欢被赞扬呢？但结果往往是，父母本来想用赞扬来鼓励孩子的自信心，到最后却让孩子变得自高自大、事事以自我为中心。我听说过一个小孩，她在看病时咬医生，朝护士吐口水，对每个人挥舞着拳头，好像疯了一样。最后离开医院时，她却得到一个“微笑的脸”的贴纸，和带她去ＲＵＳ玩具城的许诺。这些被家长过度夸奖的孩子，即使自己做得非常不好，也表现得不可一世。当然有时候这些孩子的表现似乎不错，那是因为自信掩盖了笨拙。在课堂上，他会第一个举手，尽管他的答案往往未经深思熟虑，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从不刻苦学习，因为他知道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生活中，了解那些微妙的社交界限非常重要。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无法明白这一点，这在和成年人打交道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我最近听说一位老师被她一个九年级学生的表现惊呆了。她没有时间改前一天交上来的卷子，这个学生课后找到她说，“我现在有时间，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图书馆改我的卷子呢？”这听起来更像《财富周刊》上世界５００强公司的ＣＥＯ，而不是一个孩子。很明显，这个男孩不知道他的话不是学生该对老师说的。
大多数成年人知道这种行为会冒犯到别人，但这个孩子却认为他的兴趣、目标和热望才更重要。尽管“虚荣心尺码”在课堂、球场上随处可见时，但孩子的特权却是在家里发展起来的。逐渐地，孩子的自我意识变得模糊不清。父母应该告诉孩子生活中真实的一面，如果孩子不清楚恰当的行为举止和不恰当、粗鲁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就无法和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来他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失去自我，无法适应社会。
孩子得到的特权也给家庭造成了危害。在自己的家里，人们本可以享受自由，但当孩子的自我意识被扭曲时，这种乐趣和平静也被破坏。在家里，“表现”是最不应该提起的事，以“表现”为中心的家庭是孩子“特权”的摇篮。当父母感到应该夸奖孩子、听他们说话、鼓励他们，孩子就会觉得自己非常重要，父母的乐趣、欢愉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这样，家庭生活就变成了“小约翰尼的表演节目”。
我经常开玩笑说父母在家里应该感到他们是“占据空间的疾病”才对。这个医学术语描述的是一种未知的物质。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可以触摸到它，通过ＣＴ或ＭＲＩ还可以看到它，但我们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父母有时候需要像这种物质一样，他们需要打电话、午睡、收拾衣橱。只要可能，他们应该是孩子生活的背景。有时候孩子如果能自己做些事，父母就不用刻意地组织他们玩耍、看电影、讨论论文。对孩子来说，学会自己找事做是很重要的。事实上，这也会让孩子感到更加轻松。
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父母给孩子那些特权，我们的社会也鼓励一种“分隔”，使孩子们在自己和周围环境间建立起一道屏障。孩子失去了对他人的同情心，逐渐相信自己享有与他人不同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快节奏的、被互联网虚拟的、以实现目标为目的的生活方式都会使孩子与他人逐渐疏远。孩子们的生活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停下来和邻居打招呼，或问候自己的亲戚朋友。在很多场合下他们甘心隐姓藏名，在互联网上，他们找到自己的另一种生活，他们可以是任何自己想做的人。
另外，经济问题也促使孩子将自己的情感埋藏起来。孩子很难理解美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放眼世界，极少数人占据着大量财富，无数人却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我们自己拥有两栋甚至三栋房子，为什么有人却无家可归？电视上第三世界国家的悲惨画面，让孩子无可遁形，他们看到受饥饿折磨的儿童，被战争或自然灾害夺去家园的家庭。这些充斥荧屏的画面令人痛苦但又毫无解决办法，与它们相比，现实中的痛苦变得微不足道。在无力和困惑中孩子会把自己和所看到的东西隔绝开来。
给孩子心灵造成伤害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悲惨事例，充斥暴力、色情的大众娱乐业更让他们无法从屏幕制造的困惑恐慌中逃出来。毫无疑问，暴力的影响十分可怕，因为在潜意识中，我们对暴力的冲动会被激发起来，而且这会使我们对自己的挫折过于敏感。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恐怖劫持、校园枪击增多就是暴力娱乐文化的恶果。
很多可以减少这些影响的办法，如慈爱的看护、更多的交流、父母的规矩和限制等，对很多孩子来说都不存在。孩子还没有机会体会这些情感或痛苦，因此也不知如何调节自己的情感，只有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我是我，别人是别人。这种漠不关心使孩子不再富有同情心。当事情变得过于复杂时，孩子们更容易将注意力转移到非感性的一面，如什么事情、发生在谁身上、怎么发生的、在哪儿发生的，而不是关心当事人的感受。这种情感的疏离大大加深了孩子对自我权利的注意。
家长们必须做点儿什么来避免孩子产生这种心理。我们享有的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日益金贵的时间使我们很难对孩子说，“这太贵了”“太远了”“太迟了”“不方便”等拒绝他们要求的话。不能和孩子相处得久一些让我们感到负疚，我们也只好用金钱和给予他们任性妄为的特权来平息。
《华尔街时报》最近登载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记述了从２０世纪初到今天人们互送的节日礼物的变化。１００年以前，一个富有的女人渴望的也只是一把玳瑁梳子；孩子会为一个橘子或一些糖果欣喜万分。而现在呢？“礼物清单”更多的是索尼游戏机、电脑、滑板车、山地车、巴尼百货，当然还有芭比娃娃和她的车、房子和无数的衣物。
大家都知道，奢侈和纵容会令人堕落，而孩子尤为如此。他们一点不知道获得金钱和好的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欲求的不断满足将使人很快失去乐趣。尼采曾经说过：“占有因为占有本身而价值降低。”真正的满足需要一点儿的耽搁、暂时的挫折和一些期待。
孩子的特权不能完全剥夺，而自命不凡也很难避免。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少点儿溺爱，不要太快地满足孩子的需求，还可以让他们多做点儿家务、找一份暑期工作。当家长和孩子热切地打造“金色履历”时，他们放弃了各种普通工作，如救生员、收银员、服务生等等，而是积极参加一些所谓的“增加人生阅历、有益的”的工作，比如去哥斯达黎加的部落里体验原住民的生活，或去拿波里登山，参加名校的辅导课。劳动统计局自１９４８年便开始统计１６～１９岁的年轻人暑期工作的比例，１９９０年这个数字最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乔治城大学的一个大三学生说，他的时间要比一份每小时１０美元的暑期工作值钱得多。他的暑假是在韩国的一所大学过的。越来越多的专家和研究生院都开始对这种“金色履历”表示怀疑。我听实习医院的几位部门负责人讲，他们选择的都是得Ｂ＋而不是Ａ＋的学生，他们说：“那些孩子让人觉得太自负了。”
正如加利福尼亚州派波丁大学前任校长大卫·戴维泼先生所说：“花更多的时间阅读美国历史、踢足球，和去别的国家旅行，开阔视野是不同的。”他在《纽约时报》上说，他让老师们很生气，因为他坚持说：“我在父亲的烤面包店里学到的东西比在任何大学都要多。”也正如他说，“我们正在从正确的子女教育的轨道中偏离。”

焦虑、抑郁、叛逆的青春期

父母们总是怀着最美好的动机鼓励、鞭策甚至逼迫孩子，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最坏的可能也就是他们的期望没有达到——“我们的努力白费了，女儿没有上光荣榜”，“我们的儿子没有成为校队的队长”。但父母们没有想到的是对孩子过分的逼迫，哪怕只是希望他们做一些违反他们意愿的事也常常会适得其反，甚至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毫不夸张地说，那些总被逼迫的孩子都会有焦虑和自闭等心理问题，而且很多人在面临压力时会停滞不前，因此对于做父母的来说，了解焦虑是如何对孩子产生影响是非常有益。
孩子们各自的天性决定了他们的焦虑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孩子很容易就会被吓到，吵闹声或小说中描绘的场景都会让他们害怕，有些孩子则比较镇静，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睡得很好，会对陌生的邮递员微笑，在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时也能保持平静。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无论孩子们天性如何，同关心自己的人在一起，会减轻他们的焦虑。例如，在有陌生人靠近时，坐在父母腿上的孩子可能不会害怕，可如果他们是独自坐在车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又或者一个孩子摔倒了，妈妈对他微笑并且亲吻他的伤处、安慰他，那么他就不会像摔倒时无人在场那样伤心。在一个稳定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他的各种经历（伤痛、饥饿、不适、愤怒）都会有关心他的人同他一起面对，这样今后他就更容易适应生活中的各种起伏。对于关心照顾自己的人的依靠，还会对成长中的孩子产生生理上的影响，会为孩子认识、探索这个世界提供强壮的身体。
当父母开始逼迫孩子时，这种安全感可能就会被破坏。那些只重视结果——是否会上光荣榜，是否能当队长，是否能考上大学——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如果达不到父母的期望，那父母对他们的爱就会减少。问题还不只这些，有证据表明，处在逼迫中，只重视结果的孩子往往缺乏创造力，不自信，更不愿做各种尝试。布雷得斯大学的心理学者特茜莎·艾伯利曾做过一项研究，她让２２个女孩做一些滑稽拼图。女孩被分成两组，一组做拼图是为竞赛，而另一组则只是游戏。７位艺术家对女孩们的作品进行了评估，那些为比赛而做的作品远不及只为了得到的快乐而做的拼图复杂，变化万千。
为了培养孩子们坚强自立的性格，首先应允许他们失败。这是取得成绩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无论孩童还是成人，如果不愿冒失败的危险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正如詹姆斯·乔伊斯所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些处于压力下，只重视结果而忽视活动过程的孩子们常常变得急功近利，同没有压力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放弃，更难发挥自己更大的潜力。
上三年级的杰克对他将要做的自然科学实验感到很兴奋。他喜欢青蛙，而且养了一只作宠物。他想的是观察蝌蚪的成长，并做出一个图表以记录成长数据。可他父亲觉得这样太简单枯燥。为什么不把实验做得更有趣一些呢？他建议可以将蝌蚪养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哪种条件下蝌蚪长得更快。找三四个容器，一个装冷水，一个装热水，一个装自来水，最后一个放入屋后小溪里的水，并放入一些水草。杰克每天记录这４种情况下蝌蚪的成长情况。父亲对实验表现出的热心让杰克很紧张——我想很少有孩子不紧张的。他逐渐对自己的努力失去了兴趣。每当他提出一些建议，父亲总是驳斥他，即使很温和。杰克觉得这个实验不再是自己做的了，它属于父亲。于是他不再做任何提议，只是听从父亲的指令，每天晚上在表上填上数据。当完成了整个实验，交上自己的作业后，杰克对青蛙也失去了兴趣，并且为自己取得的好成绩感到不安。而他的父亲觉得整个实验非常成功，他的初衷原本是想培养杰克勇于竞争、争取成功的意志，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父母都应始终如一地支持孩子。但他们必须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孩子们所付出的努力，而不是努力后的结果。杰克的父亲如果只是问几个简单的问题，结果可能会好些。比如：杰克想做什么样的实验，如何去做？他去哪里找蝌蚪？他找得到对他有帮助的关于青蛙的书吗？这样杰克只会对父亲的热心感到兴奋，而不是对他做的指挥感到紧张。
有些时候，我们对孩子所做的事情过于关注了，甚至剥夺了他们从失败中学习的机会。孩子们现在很少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活动：他们的娱乐时间是被控制的，体育队是组织好的，各种学习和活动都是集体进行的。不久前两个１４岁男孩在同我谈话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从没有在没有教练、家长的介入下举行过任何体育活动，无论是棒球还是篮球。这就是孩子们的典型现状。
孩子们觉得我们总是在盯着他们，随时准备表扬或纠正他们的行为。我们越来越认定这种介入对于孩子的成功至关重要，结果孩子们也相信了这一点，进而使他们今后很难成功。
有些处于逼迫下的孩子表现得很好，竭尽全力取悦父母，上了光荣榜，做事尽心尽力，好像父母们所要的也正是他们自己想要的。直到进入青春期，家长们才既失望又困惑地发现事情完全变了。
如果家长们有一个水晶球，可以看到未来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他们所爱的孩子们在青春期的表现，那么他们一定会更好地反省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如果家长明白，那种逼迫式家教虽然在孩子６岁时很有效，却会在他１３岁时产生恶果，他们就会采用另外的方式了。一般来说，这种恶果总是在青春期表现出来，曾经很听话、总是想讨好别人的孩子忽然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功课、训练、附加作业、取得的好成绩原来都是为了父母做的。这不仅仅会使孩子感到愤怒，也会使他们迷惑，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到底想要什么。当他们站在人生的转折点，必须对自己、朋友、未来做出一系列重要的选择时，由于缺乏自信，没有坚强的性格，他们往往会不知所措。
不仅仅孩子处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家长们也成为了不满的发泄目标。如果家长曾经把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的价值强加给孩子，那么到青春期时，孩子对于父母的厌恶和不满就是很正常的。在孩子们的眼里，父母成了必须被击败的可怕的恶魔。
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们首先会面临一种失控的感觉。孩子会要求放松他们夜归的时间。他们变得更自立了，有了新的朋友，扩大了社交圈，而父母却越来越被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因为十几岁的孩子总是想有自己独立的社交圈。
父母们还会在情感上感到失落。当孩子们渴望独立时，他们首先的表现是违背父母们美好的愿望；青春期的孩子总是想逃避家庭生活，不再做自己曾经很喜欢的事。以前孩子们总是一放学就回家，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父母的拥抱并与他们谈论自己的事。然而现在，他们回家后便冲进自己房间，还关上门，问他们任何问题都被视为侵犯隐私。有个１５岁孩子的母亲对我说：“自从我女儿进入青春期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我有多蠢。”
这种同父母之间关系的变化很正常，但却并不意味着它容易度过，而那些被逼迫的孩子面临的转变会更加特殊而紧迫。
拿托德来讲，他在１５岁时到我这里进行治疗，原因是他不做作业，不遵守夜归的时间，还很有可能吸毒。托德是一个好奇心很强，性格倔强的孩子，家里有３个弟弟。在学校里他经常惹麻烦，在家里则被娇惯，生活上不知道自律。然而都是专业人士的父母对他的期望却很高。他在四年级时被认为有注意力缺乏性多动症。然而在父母的帮助下，他仍然能取得好成绩并且上了光荣榜。因为身体健壮，托德在体育方面的表现也很好，在一些擅长的项目上还接受额外的训练。在父母的坚持下，托德还要学习长号。六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不顾老师的建议，尽力让托德考进了优等生班。
托德比他的同学发育得早。而当其他同学也开始发育时，他就不再是班里最高大的了，由于身材高大而在体育上所占的优势也随之消失。随着功课逐渐变难，他已经不能在优等生班里保持好成绩，在父母的辅导下，他勉强坚持着，然而在第一个学期末，他就不得不退出了优等生班。他也不再打曲棍球或篮球，而且拒绝继续学习长号。
１５岁时，托德感到非常失败。他在学习、体育或者过去参加的课外活动中，没有任何出色的表现，而父母则掩饰不住他们对托德一无所成的失望，他们继续对托德进行学习和体育上的辅导帮助，而这种努力在托德看来只是为了要他取得成功。他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才真正感兴趣，过去的各种学习只是为了取悦他的父母。父母和老师都让他很气愤，他曾经想继续做一些从前感兴趣的事，而现在由于父母的介入也拒绝再做了。
事实上，托德是这种逼迫式教育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很小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因为父母的逼迫取得成功。但是进入中学以后，孩子们成功的动力及毅力则必须是来自于他们自身，而不是父母。在很多情况下，同智力相比，想像力和创造力才是取得成功更为重要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培养孩子的创造力要比逼他们取得好成绩更为重要。而实际上在培养孩子创造力的过程中，孩子的自身愿望才是具决定性的，父母则需要进行富有技巧性的家教，即关注他们性格的培养而不是关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一个被逼迫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正像我的一个患者所说的：“事情变得一塌糊涂。”是的，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曾经非常成功地帮助孩子们在社交、体育和学习上取得不俗成绩的家长发现，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不再百依百顺，而从前所获得的成功也停滞了。
有的孩子像托德一样，在很小的时候就处在逼迫之中，强迫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这样的孩子往往缺乏别的孩子性格中的一种韧性。而另外一些孩子也许天赋很高，很聪明，在青春期时则对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以及自己同父母的关系产生疑问，这就使他们决定不再以他人的目标为目标。逼迫式家教总是导致一个更具叛逆性、迷惘而困难的青春期，孩子们更容易反驳父母的观点并且做“出轨”的事。
如果父母给孩子设定的目标更多的是道义上的：如诚实、自律、勤奋、守法等等，孩子们就会更自由地从他感兴趣的反复摸索中学习，进而逐渐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也会学习到如何面对失败，他们还会由此认识到这个世界中有些情况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并且开始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享受成功的喜悦，吸取失败的教训，这样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叛逆性。
青少年非常热衷于发展他的自主。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讲，这都不是件容易事。在逼迫下的孩子会更难发现自己是谁，对什么真正感兴趣，什么事情才会给他带来快乐。这是因为他们的独特性在有意无意中被父母摧毁了，父母总是努力把自己已有的孩子打造成一个他们想要的孩子。这些被逼迫的孩子失去了部分的自我。而这种不完全的自我，则会在他们尽力想成为自主的成人时成为不幸的根源。就像建在沙子上的大厦一样，他们所缺少的正是父母所希望他们拥有的：坚强的自我及勇于迎接挑战的意志。
这里不是说青少年不需要制定成功的目标获取成功的动力。但是除了在学校里努力学习以外，他们也有自己的目标。他们从父母那里需要得到的是坚实的支撑。我经常用游泳的人来比喻，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就像一个游泳队员，在游到反折处时需要用力推泳池的池壁来尽可能地作一个漂亮的反转。父母就好像这面墙；当他们开始在社会上找寻自己的位置时，父母们需要在孩子身边，告诉他们行为的界限，作支持他们的后盾力量。
当孩子们的活动在家庭之外时，他们就会需要外界的支持。虽然老师们的影响很重要，但是帮助他们顺利渡过青春期更重要因素却是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存在于家庭之外的。青少年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同同龄人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十几岁的孩子总是喜欢同他们的朋友在一起。当他们不在一起时，就会通过电话交谈或者相互发信息，这就需要时间。而一个所有课余时间都被逼迫做各种事情的孩子，就没有时间去同别人建立友谊，而这种友谊正是他顺利地通过青春期所需要的。
缺少时间只是妨碍孩子们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一个原因。父母们给他们灌输的激烈竞争的意识也会使社交气氛恶化。父母们总是打听别的孩子上几年级了，每天都做什么，取得了什么成绩，并与自己的孩子相比较，这样就会给孩子制造一种同别人对抗的氛围，使得他们不愿同别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很多孩子发现这种局面在他们上高中三年级时最为严重。这时父母对考大学的信息极其敏感，孩子的大学申请好像成了秘密。“别告诉凯文你正在申请阿姆斯特学校，你的学校里申请的人越多，你的机会就越小。”这与孩子们希望同朋友分享自己的想法、目标及野心的天性是相违背的。
父母们的这种竞争态度不仅仅孤立了孩子，也孤立了他们自己。教育青春期的孩子不是件简单的事，而相互孤立的不同他人交流经验的父母，无疑会使这件事变得更为困难。有时候每天的工作以及家务使父母们没法相互了解，而有时是因为父母们并不想去了解别的孩子的父母，他们觉得这种联系毫无意义。很多学校都试图通过组织家长会，在孩子的夜归时间以及如何防止他们吸毒、酗酒等问题上加强父母们的联系。这种正式的组织是有帮助的，而家长之间的联系更多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建立的。例如周六晚上，一个家长会自然地打电话给另一个家长询问孩子所说的聚会，并会问当孩子举行聚会时，他们是否在家。同别的父母讨论孩子们夜归的时间、他们的行为举止以及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也会在孩子总是说“别人的父母就允许他们的孩子这样做”时，帮助家长们解决问题。
大多数孩子都想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而他们的父母也鼓励这种想法。允许他们穿同年龄不符的衣服，接受他们同年龄不相符的举止。不幸的是今天的时尚使家长更难控制他们的穿着。紧身上衣、露脐装、魔术胸罩，这些不恰当的穿着都出现在年龄不适当的女孩子身上。我有一个患者是１６岁的女孩。在她生日的时候，她的朋友送给她的是极为性感的名牌内衣。男孩子们则穿着褴褛，拿着手机聊天或者查看寻呼机上的信息。这使他们的父母感到很困惑，也使一些家长很容易忘记他们只是“披着狼皮的羊”而已——在感情上、心理上他们依然是孩子。
在未成年人的医院里，我们常常依据孩子们的智力年龄而不是生理年龄，这是因为有很多孩子受过脑部创伤或者由于疾病影响了他们智力的发展。我想，在研究孩子们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的问题时，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一个穿着举止像２０岁的１３岁的孩子在智力和感情上的成熟度仍然是１３岁的。在我们的文化上，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做好进行性行为、吃致幻药或看暴力电影的准备，不会承担只有成年人才能胜任的家庭及社会责任。不幸的是人们总是根据孩子们装扮出来的年龄，将他们置身于与他的实际年龄不符的景况中。
很多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少年，总是被那些他们还没能经历或者不能明白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应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来让他们发展自己的抽象能力、认知力，最终提高他们对事物的洞察力。这一过程非但不能一蹴而就，实际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每天都在做对他们的生活来说很重要的选择。我是应该做作业呢，还是看音乐电视？我是应该自己完成论文呢，还是从网上抄一篇？我是该在规定的夜归时间回家呢，还是同朋友们一起溜进夜总会呢？我是应该同老朋友一起玩呢，还是加入到一群吸烟或吸毒的很酷的孩子中去呢？
这些选择会决定他们未来生活的很多方面。对一个被逼迫的孩子来讲，在每一次需要做出选择时，他都很难抵抗眼前的诱惑而做出成熟明智的决定。况且很多孩子与家庭关系和他们的道德修养都还不牢固，当青春期到来时，他们会失去控制，而不能做出引导他们取得成功和获得最终幸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