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无数家长的交谈，我发现没人愿意逼迫自己的孩子，但又都觉得不这么做不行，否则任其自由发展，他们担心孩子长大后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可悲的是，尽管有发达的思维，我们仍然不能控制一些指导我们养育子女的粗浅而模糊的想法。
“管”孩子的动因
一切从何时开始？从儿子最后一个学说话？从女儿第一次参加学前面试失败？从孩子棒球赛失利，还是没有被选进优等生班？
迟早我们要面临这样一个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至少在某些方面确实不是最好、最聪明、最漂亮，总之不是“完美”得令人嫉妒。这让人郁闷，不是吗？前一秒钟你还幻想着孩子容光焕发地接受诺贝尔奖或是全国图书大奖，而后一秒钟却发现和你坐在乱糟糟的房间里的还是那个平常的小子。
其实，认识到孩子的弱点在教养过程中至关重要。在理想状态下，你和孩子心神相通，能够想出合适的办法帮他们克服所有弱点。但大多数情况下，你能给他的就是接受与慈爱。也许我们的儿子不适合当总统，也许女儿在另一家幼儿园会很出众。有时一点儿努力就可以让事情好起来。孩子不说话，去医院做个检查，看是不是听力出了问题；孩子没有进优等班，和老师谈谈，看看孩子需要在哪些方面稍做努力便可进步。
也许你认为这些做法都不行。你在琢磨听说的一个名师，或者想到了你的邻居——幼儿园一位有力的基金募捐者，也许求他给园长写封信，你过于顽皮的孩子就可顺利入园。也许你想找老师求求情，为学校多出点儿力，这样孩子就可以进优等班。
在考虑这些办法时——找老师求情还是在后院搭个篮球架让孩子多练习；给学校捐款还是换所似乎稍差一些的幼儿园，我们都不能避免选择带来的压力。其实，身为家长的压力就是做选择、拿主意的压力。社会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再加上我们感到有必要“管”孩子，要做出明智的决策就更难了。
著名的儿童成长专家梅尔·莱温先生曾说：“成年人做好一件事就行，儿童则必须面面俱到。”我们知道自己擅长教书而不是网球，擅长金融分析而不是做家务。我们根据自己的志趣和技能做出选择，加上运气和意志的帮助，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过上快乐的日子。而儿童得学好数学、语文、外语、自然、体育，还要尽社区义务、锻炼领导才能……随着竞争水平提高，儿童面临的压力日趋严重，更加不幸的是，这种压力多半来自父母。我们希望子女成才，这无可厚非，但又不愿意接受因过度强迫子女而造成的苦果。这正是本书想要帮你解决的问题：如何让你的孩子健康发展？“管”孩子没错，适度的压力会起好作用，反之却会造成难以预料的恶果，那么如何把握这个度？
当然，有些家长并不在乎。在他们看来，逼迫子女天经地义，很难让他们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你已经打开本书，就说明你是开明的，愿意做出改变。你可能正在担心孩子的生活秩序被你的强求打乱，你愿意从这本书里找到正确的做法。我见过很多同你一样的父母，他们为子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残酷的世界担心，他们想尽力帮助子女成功，同时也希望子女独特的天性不会被凡尘湮没。
然而很多家长不能领悟养育子女的真谛。出于一些被误导的原因，我们感到孩子最终的成功完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做个胜利者，自己不行，那么孩子要赢。这已毫不新鲜，我们看到太多的相关介绍：能够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大学的辅导名校、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和心血的训练营地……家长们注定能遇到其中的一个。
为了孩子，父母们你争我抢；为了孩子有份与众不同的“金色”履历，父母甘心忙碌一天后，还要开车送５岁的小孩去城市另一头学琴，或者每小时花６０美金请教练指导孩子打网球……而这些时间他们本可以和孩子快乐地吃饭、聊天或游戏。
通过与无数家长的交谈，我发现没人愿意逼迫自己的孩子，但又都觉得不这么做不行，否则任其自由发展，他们担心孩子长大后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是否为孩子争得一个好班级，是否八年级就把孩子送进ＳＡＴ考试辅导班，是否该让孩子去球队受训因为听说常春藤联盟大学在运动方面要求很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这种担心影响着家长们的决策。
是不是孩子就必须有哪个特长？如果适得其反呢？作为家长，我们总是感情用事。孩子哭了，就得哄；孩子跌倒了，就得去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必须依赖自己的感受来抚养子女，所以当我们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去逼迫、催促、训导子女，也就很难考虑其他问题了。
但事实上，大多数人会在心底质疑：“我这样做是不是疯了，孩子吃得消吗？”
当然，首先我们得承认人类天生就要竞争。天性让我们要做最好的，让自己的孩子做最好的。弱肉强食法则告诉我们，最富的人会拥有漂亮的房子、车、女人。但幸好，灵魂和思想上的满足是物质无法相提并论的。
可悲的是，尽管有发达的思维，我们仍然不能控制一些指导我们养育子女的粗浅而模糊的想法。这些想法——或称为“冲动”——使我们无法理智地做出正确的决定，进而留下后患。表面上这些冲动无法辨识和控制，但我想至少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加以分析。下面将逐一介绍父母强迫子女的７种动因，并对如何控制这些冲动，为孩子的生活保持平衡提供一些有益的见解。
别人都这样做
如果有一纸协约，规定父母放下逼迫子女的“武器”，大家都会罢手的。但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有我们放松了要求，辞退了家教，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被落在后面，成为生活的败兵。
在球场边、候诊室、家长会上，我们不断听到人们这样那样的私语：“孩子一出生，立刻要抱抱它，否则将来他肯定跟你不亲。”“孩子３岁了，赶快让他学外语，长大再学就难了。”“他们现在不会Ｔ型球，将来打棒球就不行。”“八年级数学不好，高中就不让学微积分。”“现在不参加课外活动，对申请大学可不利，大学认为那样的孩子没有恒心。”
美国是个充满机会，每个人都可以一展身手的民主国家。建国者认为民主的含义是人的自由不可侵犯；而在２１世纪的母亲看来，民主就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起跑，当然，前１８年是父母推着或带着他们跑。
随着生育高峰的到来，家长渴望子女成功的压力甚至在怀孕时就开始了。最近我从电视里看到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神情严肃地讲述自己生孩子的经历。听从专家建议，他们吃着富含微量元素的食品以净化身体，为怀孕的最佳时机做准备。４个月后，专家说他们可以尝试了。就像期望的那样，他们立刻怀了孕。孩子未出世，似乎已占尽先机；整个怀孕阶段，他们严格的饮食制度丝毫没有松懈。
从怀孕起母亲就感到孩子的健康、聪明以至终生的幸福都系于己身。因为专家说要如何如何才能生出一个更好的婴儿，她们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否则以后埋怨自己：“如果没喝那么多咖啡，孩子一定会得到联邦奖学金。”“要是那时多吃点胡萝卜，他的视力一定比现在好，空军飞行训练学校一定会录取他。”“当初要是让她吃一年而不是两个月的母乳，她该不会得这种可怕的过敏症吧？”那真是追悔莫及。
今天的母亲最懊悔的是不能以“完美”的方式生下孩子，因为她们错误地相信，如果事前严格遵守那些规矩和教导，事情一定会非常顺利。我认识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士，她生第一个孩子时，事无巨细皆以“科学”为据，结果孩子还是得开刀取出。后来她说：“我太失望了，甚至有点儿不喜欢这个孩子。他出生后的头几周我老是回想分娩的过程，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如果准备得再好点，是不是能把孩子自然生出来？”
其实，任何一位产科护士或医生都会告诉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尽管更好的孕期照顾确实可以让生产更为顺利，婴儿更加健康，但就算最有节制、知识丰富、意志坚定的妈妈在生孩子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现问题。但在有些母亲心里，坏运气似乎是不存在的，她们相信，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这些未来的莫扎特、伦勃朗身上，一定是自己努力不够。
孩子在母亲肚子里时，事情还没那么复杂。该吃什么、喝什么、听什么，完全可以掌控。一旦孩子出世，父母便开始与整个世界较量。你的孩子比邻居的孩子高还是矮？更爱睡觉还是更警觉？初为父母，你希望孩子一切都是最好的。打孩子落地起，你似乎对每件事都没了把握，各种意见、指导、专家式的建议都让你如获至宝。如何养大孩子？你得到的答案就是：
邻居在“管”他们的孩子，亲戚在“管”他们的孩子，电视上所有的家长都在逼孩子学这学那。３岁的孩子在学日文，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说他两岁的孩子已经在学西班牙语。媒体不断地用神童的故事刺激我们，还告诉我们种种育儿良方。电视里一会儿是一个两岁的天才高尔夫球手成功地击球入洞，一会儿是女老师在推销如何教孩子做运动以提高他们智力的书籍。
慢慢地，自己那个孩子——那个不是快活地做泥巴馅饼，就是看电视打电子游戏的小家伙——似乎有些暗淡无光。这不是说他一定要赶上周围那些富有天才和特长的儿童，但是我们一定开始担心，这样下去，社会怎能认识到他的聪慧和不同凡响？别的孩子收获时，他就只能两手空空。
在嫉妒和争强好胜的双重煎熬下，我们寝食难安，尽管明明知道有些事是瞎编的。最近一本有名的妇女杂志刊登了一家６个明星孩子的故事。从８岁到１５岁，这几个天才儿童的生活被旅行、演出、结交明星和挣钱填满，但文章却强调说，“他们和其他普通孩子一样”。他们的妈妈自豪地介绍说他们都有朋友，也做家务、写作业；他们只是比别的孩子多学了点技艺，更有能力和决心罢了。看到这些，我们不能不想，难道自己的孩子不能成为明星吗？我们可以为此做点什么呢？尽管这本杂志上月的一期还刊登了若干童星吸毒、离家出走、十几岁就离婚的悲惨故事，我们依然不能摆脱让孩子成名成腕的幻想。
当然真正鼓励孩子踏上“星途”的父母只是少数，我们更关心的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各种竞争。他们入睡后，我们会讨论他的吃相是否斯文，他在训练中的表现是否能入选全明星队，或是考试成绩的好坏。只要孩子比邻居的小孩好那么一点点，我们就会非常欣慰，起码也得和邻居的孩子一样好。因此，如果邻居的小孩在补数学、练棒球、准备上学前班，我们的反应肯定会一样不落地照做，因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自己感受这种竞争大概是过去参加ＳＡＴ考试的时候。但那时，即使成绩不好，也茫然不知这会对自己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什么影响。那时没有人“备考”，因为人们说这没用，我们也就听之任之。在现在这个追求完美的世界，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不用准备就上考场，但是想想吧，一旦准备了，他将可能是少数精英中的一个。如今，ＳＡＴ辅导已经成了一种产业，各种图书、ＣＤ、网站、各种冲刺辅导班以及名师应运而生。如果你没有让孩子为ＳＡＴ考试做准备，那简直就是对他的失职。
很多父母用ＳＡＴ考试说明自己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的苦心。过去的父母不会这样做，他们的孩子也很好。但时代不同了，现在每个人都这么做，过去认为是“多余的”现在则是“必要的”。如果人人都停下来，自己也可以放手。可是当所有人都在想如何让孩子更胜一筹时，你怎么能松懈呢？这就像削减军备的改革，每个人都觉得是个好主意，可就是没人首先放下枪来。
成功的空间很狭窄，这一认识让子女教育的战斗更加激烈。想想抢凳子游戏。你蹒跚学步的孩子正在参加一个生日聚会，凳子摆成了一圈。９个孩子围着８张椅子绕圈，突然音乐停下来，孩子们抢成一团，待尘埃落定，你发现只有你的小家伙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简直很难说谁更伤心欲绝，是他还是你。要不是社交礼节的约束，你早就冲到隔壁拿张椅子给他了。
抢凳子只是个很简单的游戏。赢者坐下，输者站立。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折中的可能。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不会分坐一张椅子，也不能靠伶牙俐齿获胜。每一回合，总有一个人要败下阵来，最终只有一个胜者。在这个游戏里，成功的概率很小。
现在的父母把孩子的生活看成一场更严峻的抢凳子游戏。目的当然不是抢得一把椅子，而是去“获取成功”，但两者提供的机会都是有限的。如果你的孩子行动迟缓，反应不迅速，没有适时坐到椅子上，他肯定会被清除出局，因为其他孩子已捷足先登。
这种认识潜在的含义是，与你的孩子竞争的其他孩子都是他的敌人，至少是竞争者。
这是真的吗？生活真是这么残酷吗？很多成年人都会点头称是。工作中，有人得到加薪、晋升，有人却没有；有的人非常灵活，在别人排队时，他已通过预定得到了紧俏的音乐会门票；有的人得到大宿舍，因为与舍监关系好。总会有人比你多打算一步，早出发、多跑腿，得到的当然是胜券。对成人来说，把生活看作一场争斗自有道理，也许还大有好处，但在教育孩子时给他们灌输这个观念是否恰当呢？
多数父母接受了学校教育的模式，因此，让孩子进入一流的学校（幼儿园、中学、大学）就成了家长苦心追求的目标。然而学校的名额是有限的，这是一个节奏更快，也更重要的“抢凳子”的游戏，如何为孩子谋得一席之地呢？只有最好的才能获胜。
比尔·盖茨辍学闯天下，成就微软帝国的事业；查尔斯·施瓦博患有阅读障碍，却创立了一家成功的投资公司。然而人们对这些违背这一定律的例子熟视无睹。
人们现在不仅对ＳＡＴ考试十分紧张，连入幼儿园也变成头等大事。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一些指导孩子进幼儿园和小学的咨询师每小时收费高达３００美金。他们指导孩子如何用眼神交流，微笑；大点的孩子还要学习如何做得自然，让人想不到自己曾参加这种培训，总之要很保密，因为学校强烈反对这样做。为什么依然还有家长花钱让３～５岁的孩子学这些东西呢？马克斯·卡罗先生是弗吉尼亚州教育咨询协会的理事，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父母们把私立学校看得过高。他们以为孩子不能进私立幼儿园，以后就没法上好的学前班。而如果上不了哈佛，孩子的一切都完了。”
这是那些凡事都要为孩子做到最好的父母们非常极端的做法。另外一些父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看到有关报道后他们也会考虑，要是放任自己的孩子在街上游荡，满脑子都是超级英雄或比萨饼，在与别人的竞争时他们就会处于劣势，而一次咨询却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从事“完美儿童培养”行业的收费水涨船高，父母面临的压力和焦虑也越来越沉重。据《哈特佛德报》报道，６年前，康涅狄格州米德费尔德学校的八年级学生有一半以上被该州著名的查沃特罗斯玛丽大学预科学校录取，而今年被录取的只有几个人。彼得·菲力蒲先生是赫茨科斯学校的录取官，他说，自１９９５年以来申请他们学校的人数已经涨了１／３，而录取率现在仅为２７％。
２００１年春，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从１５０份高中毕业生的大学申请论文中选出５份在电台播放。尽管听听高中生如何把自己推销给大学很有趣，但这种做法却不合情理。因为这些文章应该只有录取官才能看，这样做不仅玷污了大学申请过程，而且刺激了家长们竞争的决心。
类似的报道充斥着媒体，几乎到了另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它们传递的信息很清楚：要孩子成功，赶快送他们去受训，去练球，去美容，时不待人啊。
人有竞争心，无可厚非，焦虑发愁也在所难免。为人父母的重要职责不仅是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还要“武装”他，让他生存下去，如果能成功，再好不过。对很多父母来说，送孩子进哈佛、普林斯顿的竞赛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也是一切家教背后的动因。但是如果坚持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问题会日益严重。
过度强调成功和完美、打造天才少年以及媒体的大肆渲染、邻里之间的攀比，这一切已使人们无法看清儿童成长的真正要义。１６岁的孩子接受辅导，让他熟悉数学公式，以便更有信心地参加考试，这没什么不对。但是，从孩子两岁起就给他施压，让他做得比现在“更好一点，更多一点”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为“人人都这样做”，所以要采取逼迫式家教，而过分强调“目标”的心态更是元凶。大人的生活是由目标构成的：工作时我们要达到某个目标；娱乐也有目标，骑自行车是为了锻炼心脏、保持健康。我们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乐趣，如果减肥成功或学会了一门外语，我们会洋洋自得。很自然地，我们把这种感受强加到孩子身上。如果能成为校队一员、赢得数学竞赛胜利、会弹钢琴，他们就难道不开心吗？确实，谁都想取得成就，但对孩子来说，过程最为重要。况且如果目标是自己定的，实现它当然会快乐无比，但如果是别人强加给你的，那就索然无味了。
比尔·约翰逊是１９８４年冬季奥运会的滑雪冠军，他的经历是典型的为目标而生的悲剧。没有什么职业比当运动员更强调目标的实现，在最高水平上保持优异的成绩需要他们全身心的投入（正如获得过８次全美田径比赛冠军的里恩·詹尼斯所说，“你不训练可以，但别人会练的”）。比尔经过８０年代的辉煌后，他的目标是２００２年奥运会冠军，但４０岁的他已力不从心。为了引起教练的注意，他参加了阿尔卑斯滑雪锦标赛，结果差一点儿失去平衡丧身山崖。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得到奥运冠军后的生活非常悲惨，他和妻子离了婚，放弃了两个年幼孩子的抚养权，没有工作，甚至没有长期的住所。他的一个老朋友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比尔还是小孩时，就梦想着赢得金牌。我想他不知道生活中还有别的什么。更可悲的是，他后来的生活就是同那些同样值得珍惜的东西作战。”
过度强调目标或奖励会在孩子身上产生副作用。一位母亲在跟我讨论时，提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经常告诉他们要尽力而为。但现在我想他们也许以为我是要他们去赢，去打败别人。”她的想法没错，在孩子们看来，“尽力而为”就是要“完美”。没有几个小孩会认为自己能做到完美，如果试图这么做，对失败的恐惧会造成孩子的焦虑和压抑。
我们这一代人是用努力和奋斗换来今天的成就，从这一经验出发，我们感到逼迫子女成功是有道理的。我们拥有的东西比父辈多多了，我们希望下一代至少不会输于我们。回首走过的岁月，我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做出的明智选择和犯下的错误。劝孩子放弃冰球、学习拉丁语或击剑时，我们知道自己的决定对孩子的将来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期望给子女带来的压力。在教育孩子时，我们已经不是以孩子为中心，而是以家长为中心了。正如大卫·厄尔金在《后现代家庭：新的不平衡》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已经改变，这是为了让他们更适应我们成年人的生活。“以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很幼稚，现在看他们是无所不能。我们不得不这么看，因为我们必须让自己相信，他们有能力应付这个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如果为了工作我们不得不把孩子交给看护中心，我们就必须相信孩子能独自应付外面的一切。如果孩子放学回家一个人呆几小时，我们得让自己相信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如果孩子只能独自乘飞机去看你的前妻，你不能考虑他是不是太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感到孩子就是个小大人，任何事都能办到，因此提出超越他们能力范围的要求似乎无所谓。“人人都这么做”，会错吗？
试图让家长们退后一步很不容易，没人愿意首先从这场战役中退下来。可喜的是，有一些父母已经认识到如此教育孩子的危害。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人们组织了一个“家庭生活第一”的社团，他们拒绝让孩子参加过多的训练，尤其在假日里。尽管有些教练对此大加反对，他们强调运动可以锻炼体魄和意志，作为运动员申请名校可谓易如反掌，但这些父母依然坚持减少孩子课外补课、训练的时间，而是让孩子真正享受做孩子的乐趣。
十个专家有九个都这么说(1)
我们逼迫子女，因为专家说这的确有效。他们向家长推荐最合适的育前饮食、婴儿大脑发育促进剂、儿童成长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教会家长尽量委婉地对孩子说“不”。尽管我们自己从未尝试过这些东西，但我们依然相信如果不从一开始就抓住每个能促进孩子成长的机会，他一定会被远远落在后面。
事实上我们信以为真的那些“成长剂”、“补脑剂”的效果经不起科学检验。很久以前，我们的父辈养育我们时，他们认为子女的聪明或愚笨是遗传决定的。Ｃ．波特先生和他人合写的《大脑的工作》一书这样写道：“智力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能通过教育或训练习得。幸运的是，它可以轻松测量。”这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思想。父辈们根本不读什么育儿书籍，他们认为，除非与那些天才的思想家、音乐家或运动者联姻，否则就只能看着子女在命运的摆布下生存。这样养孩子多么简单！
回顾过去，今天的父母只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生活的世界，婴儿发育成长的方方面面都被视为大事。２０多年前，一项“奇妙”的研究发现，子宫里的胎儿可以辨别母亲的声音。听到这个消息，准妈妈们开始用充满慈爱、极富情感的声调与之“交谈”，试图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培养还是个胚胎的孩子。受此现象启发，孤星公司推出了“宝宝之音”，一种“听肚子里胎儿的声音，与之交谈，放音乐”的设备。该产品的广告词写道：“想有一个更聪明的孩子吗？快用‘宝宝之音’吧。它能让你和孩子联系紧密，提高智力、促进成长。”言下之意就是说，不这么做就会生下个笨小孩。这样说来，即使肚子里的孩子偷听到的是“请帮我搬一下东西好吗？我给你１美元。”或者“你们店里有女厕吗？”他也会受益非浅的。
知道宝宝能辨别母亲的声音，得出必须与它交谈的结论，使诸多妈妈在教育子女的道路上徒添烦恼。
提到婴儿音乐，你大概听说过“莫扎特效应”这个说法，一个叫阿尔佛莱德的法国医生发明了它。１９９３年，威斯康星·奥斯克大学的一个研究进一步“证实”，听莫扎特的音乐可以提高认知能力和空间想像力。该研究是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而且研究结果后来遭到质疑。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相信给未出世的宝宝听莫扎特会使他更聪明。几年前《金钱》杂志报道说，一所新泽西州的社区艺术院校为睡在肚里的宝宝们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让他们“聆听”莫扎特、威尔第的音乐。尽管收费高达７０美金，那些充满责任感的妈妈们还是趋之若鹜，相信这样可以刺激胎儿大脑的发育。
据１９９６年《旧金山时事报》头版消息报道，阿拉巴马大学的克拉齐·莱美博士向美国科学协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在６个月时给宝宝各种刺激可以将智商提高１５％～３０％。如果觉得太累，还可用“刺激器”，据说有了它，你的宝宝会更聪明、更快乐、更敏捷。该产品的宣传册“宝宝能看到什么？”中写道：“研究表明，在视觉刺激丰富的环境中，婴儿会更安静、注意力更集中，在以后的成长中也会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良好素质。”
如果胚胎可以欣赏莫扎特，刺激器可以提高婴儿的智商，那么为什么３岁的孩子不能学法语或小提琴呢？有了这么多的技能，他们的生活难道不会更富有、更充实？难道不会因此进入一流大学，毕业时凭“金灿灿”的履历找到一份顶级收入的工作？今天的父母恪守这样一条金科玉律：给孩子头脑里塞满各种知识、技能，他一定会比其他孩子更聪明、更成功——至少也会比朋友们的孩子棒。各种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有耐心教导他们，孩子一定会学得越来越多。当然，结果要在未来验证，但孩子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现在如果连试都不试，将来会觉得愧为家长的。
一想到人们对某些早期教育的迷信，下列几个例子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格林·多曼先生因研究脑部受伤的孩子而为人所知，曾写过《如何教你的婴儿阅读》一书。他创造了一种“模式训练”法，即通过每日１２小时的固定训练激活“未使用的脑细胞，使之替换那些受损脑细胞的功能”。据多曼先生说，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正常孩子，经过强化训练的普通小孩一定会“全面发展”。他的“打造天才婴儿”的计划包括鼓励父母给孩子准备卡片，教他们数学、语言和大量的所谓“小智慧”一类的东西。父母要不断指导婴儿，直到他们掌握天才儿童的课程为止。
１９年前多曼先生创办了“伊娃托马斯学校”，目的是培养“智力、体魄、心理全面发展”的学生。这所学校位于费城郊外，在那里孩子们以一种武士道的精神学习日文或小提琴；六七岁的小孩学习希腊语、拉丁文，朗读莎士比亚剧作。他们的课程安排灵活，每班人数有限，年龄大的孩子还有研究课题。这种教育似乎可谓完美无暇，其培养的人才必定会是社会精英。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一直就读于伊娃托马斯学校的８个小孩１３岁毕业后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
这种集中强化式教育的失败首先归因于它忽视了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当然，大多数家长也不会把孩子送到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这会限制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但这种教育所应用的方式——用卡片、外语激发孩子的智力，也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科学。心理学家爱德华·斯格勒先生是耶鲁大学布什儿童教育和公共政策中心主任，也是ＨＥＡＤＳＴＡＲＴ公司创办人，他认为多曼先生的天才育儿计划完全是“一派胡言”，基于一种“堕落的科学理论”。
尽管多曼先生声称他的方法对脑部受损、有严重残疾的婴儿有效，但美国儿童医学协会一再声明他的研究未经证实，对正常婴儿来说，模式训练能促进智力的理论更是无稽之谈。
人们不大清楚这些婴儿“改造”计划为什么这么流行，更不知道起初的研究经过了怎样的篡改。那些儿童成长研究的实用部分被大众媒体巧妙利用，借以兜售各种杂志、器具或书籍，大多数父母通常不知道那些理论最初来自于何处。举例来说，研究婴儿大脑受刺激后有何反应通常针对的是那些非正常婴儿。很显然，如果长时间不理睬他们，婴儿的脑反应就会迟钝，大脑发育可能延缓，从这个意义上讲，合适的听觉或视觉刺激可以促进婴儿大脑的发育。但这些道理传到准妈妈那里，即意味着要应用在仅在肚子里呆了两个月的胚胎身上。这不是很滑稽吗？事实上，对发育正常的健康宝宝来说，家里的电话声、面包机的跳动声、电视的开启声、保姆的喃喃细语都是最好的大脑刺激源。
今天，许多儿童教育理论都被奉为真理，广为传播。有时，这种基于某种理念的教育方式让人感觉很滑稽，比如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之说。
布伦·怀特的书《生命的头三年》让公众第一次知道了“关键时期”理论。书里描述了婴儿成长的几个“关键时期”，一旦错过了这些“关键时期”，损失将无法弥补。
建立“联系”是“关键时期”理论阐述的一个重要概念。很多母亲坚信在婴儿刚出生的几小时内一定要和他们保持皮肤接触，这种接触能够保证母子建立成功的感情“联系”，并且为孩子以后诸多方面的良好发展打下基础。事实上“建立联系”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大部分母亲在生孩子时都要经历这种相互接触、认知的过程。科学家研究了动物幼兽，如小鸭、小鹅的情况后，就将其夸张地用在了人类身上。另外，提出这一理论的两位科学家也仅仅研究了２８名未婚妈妈的案例便做出了这个大胆的断言。尽管“建立联系”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很薄弱，但大多数母亲依然相信它的真实性。如果因为母子的健康，或传递婴儿时的困难，抑或是因为收养，使母亲在生产时错过了和孩子“建立联系”的宝贵时光，过后她们会非常沮丧。
１９９７年《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使那些一心要使孩子成功的家长们更为急躁。文章说，每次父母和婴儿对视时，孩子的脑神经腱就会增加。文中引用一位儿童心理专家的话：“儿童头一年的经历对未来大脑的智力发展至关重要，他的创造力、想像力、适应能力都在这一年打下基础。”这种夸大其词的论调使母亲们培养婴孩的热情高涨，在超市，你随处可见年轻妈妈不停地给她们熟睡的宝宝讲解各种东西，从麦片盒上的字母到一盒牛奶的产地。
当然父母应该跟婴儿交谈，我们应该抱着他们，抚摸他们，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给他们买合适的玩具，看他们玩耍、探索这个陌生的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为有个更聪明、更成功的孩子才这样做；也不能因为担心孩子会变得愚笨、不成功而不得不这样做。
大卫·艾尔金是那本非常有名的《被驱赶的孩子》的作者，他指出，在孩子对某种技能发生兴趣、甚至掌握了初步的技巧时，如果你试图完全教会他，只会让他感到有压力。这种教育方式极为错误，它以技能为诱饵，让年幼的孩子受到误导，走向未来可能是条死胡同的路。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一点错误的诱导可以抹杀很多其他可能的才能，我曾经听到一些儿童培训专家将之称为“傻孩子的游戏”。
大量研究表明，孩子早期受到太多刺激后会成为压力的牺牲品，他们多患有头痛、消化不良、睡眠不足的毛病，另外他们往往心理脆弱、缺乏自信。很多研究发现，过早地开始阅读的孩子到了９岁往往会变得焦虑不安、消沉沮丧。在家长的刺激下，他们即使很早就取得一些成绩，但以后却难以继续保持。家长们对这些研究结果一无所知，而大众媒体也不会将此昭告天下。
可以推断，很多子女教育方法都是断章取义、任意夸大的结果，以致最初的研究者也无法辨认。拿“激情”这个词来说，似乎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有“激情”。如果孩子有一天对天上的星星或动物园的恐龙造型发生了兴趣，过去我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让孩子“走下去”；现在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要求他，是孩子自己有“激情”，这就为逼孩子去学天文或古生物学找到了更“科学”的理由。１０年前出版过一本《超级儿童综合症》，第一次指出了打造“天才”的危害。作者引用芝加哥医疗中心主任安妮·金博格女士的话，讲解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学习。她说道：“什么才是重要的？饭桌边的谈话、书本、杂志。”然后她转而批评由被逼迫的孩子和发狂的父母共同制造的紧张局面：“如果你的孩子对知更鸟或路边的花朵产生兴趣，你可以做点什么，如给他看鸟类的图片，或去参观植物园——但一定要让孩子来引导你。”确实，满足孩子对自然的好奇心令人激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孩子不过是想让父母分享他的快乐，而不是想去学习研究什么。
有钱就有幸福
我们希望子女幸福。怎么才能幸福呢？几乎不用想，似乎最便捷的途径就是金钱。
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健康和幸福。如果你问一个怀孕的妈妈希望孩子怎么样，她通常会说：“只要孩子平安健康就好。”她也的确是这样想的。孩子大一点儿时，如果你问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案通常是“幸福”，但这个答案已经不那么明确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幸福”代替了“健康”成为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但“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从哪来？图书馆里充斥着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书籍，而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同的。停下来，思考一下幸福和我们为孩子定立的目标到底有何联系，这是非常有益的。
首先可以肯定，即使追求幸福不像球场里的球童捡球那么简单，幸福仍旧是值得人去追寻的目标，而且《独立宣言》也宣布，幸福是人人享有的权利之一。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如何才能幸福？或者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幸福？如果说注重营养、运动以及良好的医疗都不一定就能保障孩子的健康，那幸福就更是无可寻迹。我们只好把幸福分解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应付的东西。比如学习成绩可能影响孩子未来的工作、薪水甚至最终的“幸福”，家长就会觉得该在这方面下些功夫。
我们常常用最明显、最容易的方式来理解幸福。对５岁或１０岁的儿童来说，幸福就是能用很多的钱买想要的东西：比如好吃的糖果、玩具、大电视、迪斯尼乐园旅行、新衣服、电脑……孩子逐渐长大，对金钱的认识也愈加清楚。到了五年级甚或更小的时候，孩子就知道和周围的人攀比了。他们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各种知名品牌，或跟母亲说：“马克家里有个大撞球桌和ＪＡＣＵＺＺＩ按摩浴缸，而我们只有一个小游泳池。”“杰西卡有一个越野山地车，而我只有一辆普通车。”“约什坐私人飞机去杰克森·霍尔滑雪了，马克去的是佛蒙特。”
这种“攀比”给孩子造成的心理压力随年龄的增大而加剧，父母也很难置之不理。四年级的邻居小孩背着最昂贵的小书包可能无所谓，但五年级孩子盛大的生日晚会却让人不敢忽视。我见过一个四年级学生参加的生日晚会，晚会在购物中心举办，活动是给每个小孩５０美金，让他们在里面疯狂采购。你也许听说过ＦＡＯ施瓦特举办的“超级不眠之夜”，花上１．７万美金便可以邀请１５个孩子去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提供的精彩活动绝对会让你的孩子成为朋友中的宠儿，如应有尽有的糖果、午夜探宝、ＤＶＤ影碟和价值１００美金的商店购物券。“攀比”心态严重影响了孩子的交友行为，一位家长六年级的女儿不邀请同伴来家里聚会，她吃惊地发现是孩子觉得自己的家不够气派。
现在的孩子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和贪欲的时代，名牌、别墅、豪华轿车……孩子们耳熟能详，尽管家长也许对此漠不关心。电视上，各种物品充斥着屏幕，如果现在他们还不知道ＭＵＤＤ，ＧＵＥＳＳ，ＣＫ，或ＢＩＧＳＴＡＲ牌牛仔裤的区别，很快就会明白的。
一次，一个１５岁的孩子被母亲带到我的诊所，她担心孩子饮食上出了问题，但孩子看起来健康、美丽。谈话后我了解到，上学后孩子体重增加了１０磅，母亲为此极为生气。“我给她买衣服已花了几千块钱，要不把那几磅减掉，休想让我再给她买衣服。”母亲的话让人不安，因为这孩子还在发育，体格定下来之前，体重还得增加好几磅。孩子对体重倒不怎么在乎，却继承了母亲强烈的消费意识，她偷偷告诉我最喜欢的香水是“ＤＯＮＮＡＫＡＲＡＮ”牌的，其次是“ＤＫＮＹ”。
最近《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开列了一个１８岁高中毕业生的购物清单：ＰＲＡＤＡ背包，ＫＡＴＥＳＰＡＤＥＳ、ＧＵＣＣＩ、ＰＲＡＤＡ皮带，几条ＳＩＳＬＥＹ牛仔裤，一大堆倩碧化妆品，ＢＯＢＢＩＢＲＯＷＮ眼线笔，ＭＡＣ润唇膏，天使香水。这些名贵商品并非是有钱的父母或亲戚送的，而是用她暑期当救生员挣的钱买的。
苏珊·法露迪女士关于女权主义被商业化有一段议论，发表在《新闻周刊》上。她说：“在消费社会，经济独立意味着‘向上爬’，人的潜能便是努力‘拥有全部’。”孩子给父母的“攀比”压力可以让最坚定的朴素主义者改变对金钱的看法。毕竟，当从工作、生活的社区或配偶那里期待幸福已不大可能，那么如果金钱可以给自己宠爱的孩子换来一点儿幸福，有什么舍不得呢？况且这样还能减轻我们因工作或离婚而不能和孩子在一起的负疚感。
毫无疑问，利他主义的社会风气已不复存在，诸如“不要问这个国家为你做了什么……”的话已被遗忘。新世纪是“赢者为王”的天下，人们关心的是：“谁是有最多玩具的孩子？”
消费至上的风气弥漫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现在，尽管家庭在逐渐缩小，我们平均占有的住房面积却是５０年代的两倍。家里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房子里安装着环绕音响和连接互连网的ＡＤＳＬ、ＤＶＤ机、刻录机、笔记本电脑、迷你ＣＤ播放机、登山装备、汽车缺一不可。
６０年代美国人的信仰是“建立正确的生活哲学”；到７０年代末，人们开始追求“财富上的成功”；今天，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更加强烈。据美国教育部统计，７０年代有一半学生认为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而１９９０年这个比例是３／４；认为自己一定要有钱的比例也从３９％上升到７４％。
尽管作为新移民的后代，家长们相信生活哲学对人生意义重大，然而在教导子女时，他们的威逼利诱传递的信息却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孩子们的思想也会在“要热爱工作，做出成就”和“为社会做贡献”之间摇摆。
不仅孩子告诉我们金钱的魅力，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更让我们认识到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幸福。发达的传媒行业似乎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生活多么可悲——家具、汽车、牙膏、咖啡都是那么平凡，而我们只要多花点钱，就可以拥有一切美丽、时尚、气派的东西。有了金钱，就有选择，但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我们努力奋斗，但成功的人又有多少？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种族或阶层，而是自我奋斗的结果。只要你多读点成功励志书籍，收看ＣＮＮ金融评论，奉行成功理财的１２条定律并且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很富有！但事实并非如此。据１９９５年梅克家庭基金调查显示，有１／４年收入超过１０万美金的家庭声称自己买不起真正需要的东西。注意，他们谈的并不是奢侈品，而是“真正需要”的东西。
如果父母不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孩子们对金钱的认识会一直朝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下去。
金钱对我们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如果金钱是通往幸福的惟一途径，那么把孩子推上一条“黄金之路”就很重要。如果一张常春藤大学的文凭真能确保孩子过上特权阶层的生活，那么从幼儿园就应该将他送上正轨。但现在，请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些，认真想一想，什么才能带来幸福？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有钱就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幸福是靠金钱得来的。当然，一定的钱是必须的，贫穷不是幸福的姐妹。只要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与周围的人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我们就有了幸福。而对生活在饥饿状况下的人来说，钱可以让他们离幸福更近些，因为他需要的就是食品和健康。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德·第爱纳先生研究了财富和幸福的联系，他指出，在人均年收入低于１万美金的不发达国家，只要保障并改善一些基本需求如教育、营养、医疗、人权，人们就会觉得非常幸福。而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情况却相反。正如大卫·Ｇ·梅耶在他的《追求幸福》一书中所说的：一旦摆脱贫穷，经济的发展就很难增加人们的幸福之感。可见，并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
从我的工作经历中，我感到太多的金钱还是造成人们心理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有一个病人才１５岁，他吸毒、偷窃、光顾夜总会，是个严重的问题儿童。他母亲是家公司的高级主管，因工作去了巴黎。为了不必换学校，孩子被送到前夫那里。而他父亲要经常出差，结果除了一个尼加拉瓜籍的管家照顾，孩子一直无人管理。
根据政策计划中心做的２０００年妇女调查，现在的母亲没有１０年前幸福。该中心的负责人林达·塔维兰女士说：“１９９２年经济滑坡很厉害，但美国妇女表现出乐观的情绪。１０年后，我们的经济有了顺利发展，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妇女的情绪却是“‘生气’、‘糟糕’、‘厌烦’。大家在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追求财富却难以感到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适应能力”太强。当我们的钱多了一点时，我们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笔钱带来的新享受，很快，快乐蒸发了，我们转而寻觅下一个目标。比如我们增发了奖金，刚开始可能欣喜万分，但当我们把这笔钱换成一件名牌衣服或新车或者存进银行后，我们就觉得应该得到更多的钱。我管这叫“钱包理论”——无论你的钱包有多大，你也能将它塞满。很明显，一个５岁儿童玩倦了刚买的芭比娃娃就渴望别的玩具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态。
我想大多数读者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多少钱才算够呢？有了奔驰，是不是就比有本田更幸福？是不是要尽我们所能让孩子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帮他们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罗马的赛内卡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前辈……自力更生，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他们不像我们贪慕金子和宝石，……他们的生活给我们启迪，让我们富有的是思想而非数字……我们只要有了足够的东西，就不是贫穷的。即使拥有超过需要的，也不算富有。
我们先辈留下了无数这样的箴言。从哲学家的思想中，从宗教传统中，我们都可以汲取这样的营养。希伯莱文的《上帝的伦理》有这样一句话：谁是富有的人？对自己得到的一切满意的人就是富人。
阅读这些箴言并不能让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们还是想尽可能地得到最多的东西。但只要家长意识到能够让孩子幸福的东西不一定是金钱，而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事，就很有意义了。毕竟幸福更多的是人的一种感受。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碰到“有惊无险”的事时，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幸福。比如刚好避免了飞机失事或车祸；我们所爱的人被诊断为患了严重的疾病，但后来又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那几分钟、几小时、几天，我们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密歇根州对因车祸致残的人士的调查发现，他们在瘫痪三周以后就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教授雪利·泰勒和丽贝卡·考林斯发现，患上乳腺癌的病人经常说经历过此症后，她们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
当然我不是说不幸和灾祸能产生幸福，我的意思是人们可以因此明白幸福不光是通过金钱、感官享受或漂亮的外表就能得到的，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一定意义才是得到幸福的关键。
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幸福，现在就行动吧。各种书籍和研究试图解释幸福的含义，而我们可以相信真正的幸福在于孩子的心灵、美德、在于为他人的服务。很多理论证明幸福的人一般都有如下特征：
他们喜欢自己；
他们感觉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
即使不能掌握，他们也抱有希望；
他们有开放的心灵……
如果我们能培养孩子这方面的性格，会比“逼迫”他们去追求物质的成功更容易让孩子幸福。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
父母把孩子和自己看作一体，将孩子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混为一谈，把孩子的成功看成自己的成功，因此对孩子实行“逼迫”式教育，而且欲罢不能。
格林·克罗斯在现代版的《白雪公主》里扮演的那位“邪恶的王后”是个极度野心勃勃的母亲，每日在城堡里给孩子联系老师、教练，却从不过问孩子真正需要什么。每天她都要问挂在墙上的魔镜：“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间最伟大的妈妈？”她害怕听到魔镜说：“你不是。”然而，早晚有一天她会从镜子里看到孩子手里拿着一张糟糕的成绩单，步履沉重地走出中学咖啡厅，她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什么热爱的课外活动。
父母很难把自己和孩子分开，孩子也觉得离不开父母，但为了他们的成长，我们需要让他们独立。有太多的父母因为把自己和孩子混为一谈，要么过度地呵护、要么逼迫他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致使孩子无法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成熟、坚强的成年人。
母亲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紧密相连，当孩子还只是个胚胎时，她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孩子出生后，尽管肉体上分开了，但在情感上她们依然连在一起。父母，尤其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在孩子出生的头几个月特别紧密。当你看到孩子静静趴在自己身上安睡时，那种快乐世间少有。随着孩子长大，你渐渐能够把孩子和自己区别开来，但尽管如此，你还是不会放手。你坚持不让他看某个不适合的电影；即使他很累也要求他给奶奶写信感谢她的圣诞礼物；或者命令他不能晚归、不能去俱乐部跳舞，不顾孩子大吵大叫说你让他没有朋友，或者威胁说他再不会跟你说话。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好的父母教育孩子时，不仅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也会替孩子考虑。他们会将两个角度结合在一起，给孩子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他们知道，孩子还没有长大，看问题只能从他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出发。
孩子的健康成长取决于母亲和孩子的交替影响，这种影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著名的心理分析专家Ｄ．Ｗ．温尼科特博士在儿童成长教育研究中对这一领域颇有心得。他说：“好母亲开始时对婴儿呵护备至，当孩子渐渐长大，她就不再事事亲为，而是根据孩子独自处理事情的能力，放手让他们去学习、尝试、应对失败。她会说：‘你能自己捡起玩具，不是吗？’‘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倒牛奶了。’以此鼓励孩子独立。”
我为前来咨询的父母准备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了解他们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到底是怎样的。这包括什么时候孩子开始自己抱着奶瓶和牛奶？什么时候他自己起床，而且没有去找你？什么时候他不用你带他去刷牙洗脸？什么时候他自己做三明治？自己等车？当然，不同父母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了解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有更多的自立是很有用的。
温尼科特提到一个“镜像”理论。他认为，父母在孩子眼中就如一面镜子，当幼儿看母亲的脸时，他在寻找自己的影子。而母亲看着孩子时，她也会像镜子一样“映射”孩子的表情，她模仿孩子的声音、微笑；孩子吐舌头时，她也吐舌头。自打孩子出世，父母就开始了这种“映射”游戏。“镜像”理论的关键部分是当孩子的成长进入下一阶段时父母要跟上他的变化。正如温尼科特所说，“不再事事亲为”，父母应该给孩子起到“脑前颅”的作用——大脑的这个部位帮助我们分析事物，在行动前做判断。我们不会忽视孩子的要求，但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考虑。因为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根据生活经验、知识、道德观念和出于长远考虑做出一些合理的决定，如今年不能去迪斯尼乐园、晚上得喝牛奶、限制孩子看电视，等等。
关键的问题是，父母要分清“我要什么”和“孩子要什么”。这两者常常不一致。当孩子生病时，他们希望你坐在身边，而你也感到自己是个好父母。当孩子参加学校文艺演出时，他们希望你在台下为他们的努力鼓掌加油，而你也从孩子的演出中获得了快乐。但如果你看到孩子生病就去抱他、搂他，你首先满足的是自己的需要——表达对他的爱和保护。你误解了孩子的需求，他们其实只希望你看着他。特别是大一些的孩子，当他们生病时，并不喜欢父母的搂抱，这种身体的亲近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而且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同样，当孩子演出时，你坐在前台，为孩子的任何一个举动叫好、欢呼，其实你是在为自己的教育成就鼓掌，孩子只会因此感到难堪。
今天，让母亲从孩子身边走开越来越难。一些父母根本分不清孩子和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他们把孩子当作“宇宙的中心”，忘记了孩子不过是个“孩子”而已，他需要空间、指点和约束。父母在得到孩子之前，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精力、时间和金钱，所以当孩子顺利出生后，父母感觉他就像自己的“胜利果实”，他是上帝的礼物，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些父母总在问，自己是不是满足了孩子所有的需要。当我们担心孩子是否喜欢我们时，就会对他们百依百顺。其实，尽管孩子们的要求被完全满足，但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却被我们剥夺了，那就是自律和建立正确的行为准则的能力。
另一种父母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处于婴儿生育高峰时期及其后的年代，实际上他们并不想真正成为“父母”，特别是像他们自己父母那样的“父母”。他们不想变老，不想让生活的节奏变慢，更不认为挺个大肚子是件有趣的事。很多人甚至这样明白地说，“不像我和我的父母，我和孩子之间更像朋友”。
不愿把孩子和自己分开，过分宠爱孩子和不能尽到为人父母的职责，造成我们的孩子向两方面发展。一种孩子被看成“宇宙中心（ＣＵ）”，一种孩子成为家长的“小我（ＭＩＮＩ－ＭＥ）”。我们的教育方式也相应分为两类，但它们往往又矛盾地统一于我们一身，我们一会儿溺爱娇宠孩子，一会儿又把他当作满足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目标的“小我”。
每次提到ＣＵ型的孩子，我就想起曾碰到过的一个小孩。我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她４岁的孩子要果汁喝，而且是马上要。母亲（自我进家门，她已经被打断了好几次）只好去给他倒。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盒果汁，给孩子倒了一杯。但这孩子摇摇头，要另一个盒子里的。母亲告诉他两盒果汁是一样的，只不过那盒还没开。结果孩子还是坚持要重新给他倒，最后母亲让步了。也许她是因为我在场，不想浪费时间，但无论怎样，孩子得到的信息是：我是“宇宙中心”，我要这个盒子里的果汁，你就得给我倒。
把孩子视做“宇宙中心”的父母常常做些多余的事，即使孩子没有要求。从“婴幼儿监护器”开始，母亲习惯了永远在那儿准备为孩子做点什么，有时甚至会因为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十分内疚。母亲们一直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帮助、干涉或鼓励孩子，难怪她们总感到心力交瘁。
父母总是把自己和孩子系为一体，这种强烈的“映射”心理使他们觉得子女教育中一些不可避免的摩擦难以忍受。这种情况有时会使家里充满紧张空气，有些母亲甚至觉得不能和孩子呆在一起，因为孩子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为了找到自我，她们必须时不时地离开孩子一段时间。
最近报上有一系列介绍ＳＡＴ培训专家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提到一个请专家辅导孩子的好处：这样可以使孩子处于一个“排除感情因素”的环境。比如，当教练要求孩子填写申请表格、做考试练习题时，孩子不会对他大吵大闹，说“你老这样逼我”，不会摔门，而对母亲他们则可以肆无忌惮。其实，父母教育子女是离不开情感投入的。
一个１３岁男孩的母亲告诉我，“我受不了每天为作业问题和孩子争来争去。最后，我只好告诉他，只要他考试优秀，我就奖励５０美金。”这也造成了家长过度依赖“子女教育的外包”和过度信任“专家”的状况。他们觉得让保姆和辅导老师处理一切，痛苦可以大大减轻了。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处理这种问题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借用反对青少年过早尝试性行为的口号：“不是我，不是现在。”当你正在和丈夫讨论一本有趣的书或在切洋葱、洗澡时，你的孩子走过来求你陪他玩、给他念家庭作业，这时你要说：“不是我，不是现在。”这句话我屡试不爽，我想它可以作为子女教育的一条口号。
在把孩子当作“宇宙中心”，是因为父母不能正确理解大人和孩子的不同，他们被孩子牵着走。而“小我”则是一下子被推入成年，以此来满足父母的需要。
我认识一个父亲，他对１３岁的儿子开始对女孩子感兴趣这件事非常关心，还指导他如何“应付”女人。他儿子听了他的话，告诉女孩子他太忙接不了电话，最好晚些再打过来。暂且不谈这个父亲给儿子的建议是好是坏，这种做法本身就让人不能接受。显然，父亲把孩子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生活了，儿子与女孩子交往的初次尝试也许会因这种“侵略式”教导而失败。单亲家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父母把子女当作顾问，和他们探讨如何约会、如何花钱等本该留给成人的问题。我听到一些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描绘成“最好的朋友”，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
记得杰西卡·杜罗夫吗？才７岁的她为了做跨越全美的飞行而丧生。这场悲剧导致了３个人的死亡：她、她父亲和飞行教练。当时，针对媒体吹捧这种危险行为和父母让孩子参加这种惊险举动，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我听到很多人表示了对杰西卡父母的憎恨。为何他们会允许甚至鼓励她去冒生命危险？她还那么小，登飞机时，她需要额外的帮助才能上去；坐在椅子上，她需要垫子才能看到操纵仪表。
杰西卡的事例给那些只关注自己想法的父母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家长逾越了大人和孩子之间的界限，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一心想让子女成功，家长往往忽视或拒绝相信某种活动不适合孩子。当媒体充斥着杰西卡的报道时，另一位母亲也在《旧金山日报》骄傲地谈论着母亲、孩子和成功的话题。当她的双胞胎踏上花样滑冰的领奖台时，她感到“这是身为母亲最幸福的一刻。我感觉棒极了。就像赛马，你的马赢了，这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当孩子成功时，我们未实现的目标由他们实现了……比起孩子，我们真是没用。”
杰西卡的母亲丽萨·布莱尔·哈萨维一心扑在孩子身上，以至于她也像七岁的孩子一样思考。杰西卡失事两天前，有人问她天气是否会影响起飞时，她说，“天气也会为她让路。杰西卡靠的不是运气，是她自己的力量，杰西卡自身的力量使她去征服她的梦想。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孩子。”杰西卡从没有过真正的童年生活，当《旧金山时报》的记者问她母亲杰西卡在单飞时会不会害怕，哈萨维说：“我们不用表示情感的词汇。我们不说‘害怕’、‘恐惧’、‘伤心’、或‘快乐’等等。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杰西卡是个很棒的飞行员。从她的身体和灵魂中我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不能让紧张或害怕破坏她的梦想。”
英国儿童医科专家罗伊·麦顿博士将这种家长包办孩子生活的心理称为“代办成功综合症”，它专指那种为达到自己的梦想而不惜让孩子受伤、甚至付出生命的家长一种病态的心理。
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今天的家长的确往往忽视在强迫孩子实现自己为他们设定的成功目标时，他们可能面临的危险。比如，不断发生的儿童运动员受伤事件、儿童运动医疗行业的存在都说明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过度了。在初高中，不论孩子的体格、技能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参加同等的竞赛。年龄小的运动员经受的伤痛更加厉害，因为他们的骨头、肌肉、韧带、关节都还处于发育阶段。我认识一个母亲，她对她儿子的足球教练很是不满。她１５岁的儿子是八年级学生，教练却老要让孩子参加高中暑假的足球比赛。这位母亲说，“我儿子确实是个好球员，尽管他比较高大，但他才１５岁，怎么受得了和比他大四岁的孩子冲撞？”这位母亲很明智，但她告诉我，很多妈妈听到教练对自己的孩子很感兴趣时都非常高兴。
从幼儿的名牌服饰、自行车拉车，到滑雪包、运动车，无不说明父母将自己和孩子的需要混为一体了，不清楚什么是孩子的必需品，什么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方便，或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心。
让我们举运动车为例。它前后都装有轮子，早晨父母出去健身时，可以把孩子安放在里面，这样很快就可以结束五英里的晨跑，就像孩子没有出生时一样。但这个车是满足我们需要的，我们既想保持身材又想和孩子在一起。孩子的感受如何呢？婴幼儿的速度很慢，有时在路边玩石子也会玩很久，儿童的世界就是这样。在驰骋的运动车里，孩子的眼睛无法注视任何东西，一些小孩子还可能产生恐惧感。
滑雪包，我想也是既不舒服又危险。最近我看到一个男人背着幼儿从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坡上滑下来，另一个滑雪者差点撞了他——如果撞上，后果不堪设想。那个男人非常愤怒，“你没看见我背着孩子？”他朝那个人大吼。
家长相信有了这些装备，孩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其实很明显，是他们想出去跑步或滑雪。也许有些孩子会喜欢这些经历。事实上，大部分孩子都能适应这种危险，看到你那么开心，他也会开心。但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能忽视孩子的安全和他们真正的需要。
对职业母亲来说，照顾孩子一直是个大问题。尽管没有一个容易的解决办法，但明白孩子在你不在时是怎么度过的依然很重要。调查表明，日间看护中心对儿童的负面影响比我们想像得要严重。在寻找其他解办法时，我们要记住孩子会时刻挂念我们，需要我们。
一位母亲曾在《华尔街日报》中解释双收入家庭对孩子的好处：“我想孩子需要和父母保持一些距离，这样他们才能成长。对孩子来说，犯错误、失败十分重要。他们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然后才能成熟、长大。我工作的一个额外收获就是，孩子学会了独立自主。他很高兴我做的决定。”她接下来解释道：“让孩子了解我们没有因为他们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对孩子非常有意义。”这些话我们听得多了。再让我们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吧。“我们放学回家后，有时很想和妈妈聊聊，但她总打电话，这让我们有点儿生气。而且，尽管她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却很难早到家。我们生了病或出点什么事，她可能来看看我们，但她的工作太忙了，所以很难办到。”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我们应该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些孩子会认为父母把他们放在第一位吗？我想不会的。如果母亲向他们解释自己工作有多重要，多有趣，希望他们将来也找到一个能给他们同样快乐的工作；同时，当听说孩子在她不在时很想她，她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也许会好些。因为孩子看问题的眼光就像在《皇帝的新衣》里一样，当父母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每个人都会很快乐时，在孩子的内心看到的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丽萨·贝尔金最近探讨了在工作问题上父母和子女存在的关于“真”与“假”之间的尴尬。在名为《带女儿去上班》一文中，她讲到自己的尴尬。我们如何给孩子解释“工作”这件事呢？如果我们告诉孩子工作充满乐趣、让人有成就感，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每天疲于奔命、狼狈不堪的感受呢？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工作枯燥乏味，我们宁愿在床边读故事给他们听，但我们得供养家、付房租，那孩子会不会害怕长大后每天要工作呢？也许，事情可以这么想，我们并不需要像自己想像得那样，有责任将整个世界解释给孩子。不论我们多在乎，不论我们多想让他们按我们的眼光看事情，我们都做不到。因此，有时候我们得放松下来，放下我们的镜子。这真的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孩子们靠他们自己也能渐渐明白。